如何看待庚款留学(什么是清末留学运动)

2024-03-29 05:47:39

从19世纪70年代起,因办“洋务”的需要,清政府开始成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到20世纪初,因推行“新政”而派遣得更多;同时,广大知识分子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争取到国外学习,从而形成留学热潮。

1870年(同治九年),根据容闳的建议,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选派学童去美国留学。经过短期筹备,从1872年到1875年(光绪元年),每年派遣30名学童(年龄规定为12岁至16岁,个别年仅10岁),4年共派出120名。计划学习15年,由小学、中学到大学,“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到1881年,在守旧派官僚“适异忘本”“治其恶习”的攻击下,清政府决定裁撤留美,下令留美学生全部撤回。除病故和“告长假不归”者外,归国留美学生94人,只有詹天佑等2人完成学业,获得学士学位。

派遣学生留美后不久,洋务派又向欧洲派遣留学生。1873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奏准选派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学习造船、驾驶。在1877年、1881年、1886年、1897年,先后四次派出留英学生34名、留法学生49名(其中9名艺徒)、留德学生2名,共85名。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造船工业、海军建设等方面的重要骨干,著名人物有严复、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硅、萨镇冰、魏瀚、刘冠雄等。

此外,19世纪末期,清政府还派遣了少量的“使馆学生”。1890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驻英法俄德美五国公使每届任期内可常留学生2名,共10名。1895年,又奏准派赴英法俄德留学生各4名,共16名,留学费用也由使馆拨给。

甲午战败,举国震惊,人们开始瞩目日本。维新运动皆以日本为楷模。日本政府为缓和对立情绪邀请中国派遣学生留日。张之洞、杨深秀等都以路近、费省、传习易为由主张派遣留日学生。1896年,驻日公使裕庚因使馆工作需要,招募戢冀翠、唐宝锷等13人到日本留学,开留日之先声。到1900年,留日学生总数已达143人。

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等事变,清朝统治几乎倾覆。为维护垂危的统治,清政府开始推行以练新军、改官制、兴学堂为中心的“新政”。向日本广派留学生被视为培养“新政”人材的捷径。从1901年起,清政府大力提倡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并许诺留学归来分别赏予功名、授以官职。1905年清廷又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出国留学遂成为知识分子的一条出路。而日本政府亦企图通过留学生来培植它在中国的势力,并为其带来若干外汇,日本中下层人士希望和中国友好,加强文化交流,也主张吸引中国留学生赴日。在两国朝野的鼓动下,一时留日学生势如潮涌。据统计,1901年留日学生人数为274人,1902年夏为614人,1904年为1754人,1905年冬为2560人,1906年夏为12909人,年底达17860余人,为留日学生人数的最高峰。

留日学生既有官费生,又有自费生,自费生占很大的比例,1903年即占半数,后来比例更大。由于流品庞杂,程度参差,到日本后有的上小学,有的直接上大学,绝大多数就读于中等专业学校及大学速成科,学习期限从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几年到七八年不等。在日本教育界特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文学院各分校、法政大学速成科、振武学校、成城学校、同文书院、经纬学堂、清华学校及预备学校等学校中,留日学生最为集中;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留日学生2406人中,上述八校即占1885人。和过去留学欧美专重理工相反,学文科的占绝大多数。1903年驻日公使杨枢奏称:“现查各学校共有中国学生1300余人,其中学文科者1100余人。”法政、军事尤为留日学习的热门。1904年仅法政大学速成科就有中国留学生295人。

热情探求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留日学生,因个人身世、社会关系、思想认识等方面的差异,或赞成君主立宪,或服膺民主共和,形成形形色色的思想流派。他们组织了名目繁多的学术团体(如励志会、编译社)、地方团体(如各省同乡会)、爱国团体(如广东独立协会、拒俄义勇队)、政治团体(如青年会、军国民教育会),出版了介绍西方学术文化、宣传君主立宪或反清革命的几十种不同宗旨的杂志,发起过拒法、拒俄、反对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等多次爱国运动,使大批爱祖国、求进步的留日学生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参加者90%以上是留日学生。他们的革命号召获得国内的热烈响应,他们归国后极大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在辛亥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涌现出黄兴、宋教仁、邹容、陈天华、秋瑾,陶成章、林觉民、方声洞、胡汉民、居正、焦达峰、陈其美、朱执信、廖仲恺、鲁迅、陈独秀等一大批著名的革命家和政治家。

广大留日学生的革命化使清政府惊惧万分,又鉴于留日学生数量多而学业程度低的情况,从1906年起,对赴日留学采取了许多限制办法,如停派速成班、官费生派遣权收归中央、申请留学必须具有中学毕业程度并通晓外文,还须由地方官“出具印结”并报中央备案、保证不参加革命党、服从学部指定所学科目和公使指定所入学校等等。同时,因反对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和参加革命,留日学生纷纷回国,日本政府对接受中国留学生又渐冷淡,致使1907年以后,留日学生人数逐年下降,该年约为1万人,3年后竟降为2千余人。

赴日留学转入低潮后留学欧美再度兴起。一方面清政府对留学日本多方限制而对留学欧美则给予种种方便,另一方面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多方招引。特别是美国国会于1908年通过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决议案,将该款用于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使留美热日炽。1905年,留美学生仅二三十名,到1910年增至六百余人。同一时期,留欧学生也有所增加。欧美留学生以学习理工为主,对庚款留美学生具体规定“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另外,新疆因与俄国接壤,除派遣满蒙学生留俄外,还派遣了少量学童,专学俄罗斯语言文字。

?在1904年至1937年之间,中国有一些留学生、华侨在美国接受军事教育。他们的数目不是很大,归国后,命运较为相似:投身军界的,大都处于边缘地位,除了温应星、孙立人等少数几个“名人”之外,绝大多数军事留美生在历史中湮没无名。

美国退还庚款与清华大学

庚款留美是中国近代留美的高峰。它的实现实在来之不易,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和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居功至伟。1904年,梁诚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交涉庚子赔款偿还方式时,海约翰无意间说了一句话———“美国所收庚子赔款原属过多”。这句话被梁诚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美国分到的庚子赔款数目大约是三千两百多万两,折合美金两千四百多万元。于是梁诚便在美国多方游说,要求美国退还“不实之款”。两年之后,明恩溥到白宫晋谒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要求用这笔款项吸引中国学生到美留学,并拿出一部分在中国办学校。于是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出建议,于1908年获得批准,美国退还半数庚款,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1909年,清政府成立肄业馆和游美学务处。肄业馆也就是后来的清华学校。清华学校是留美预备学校,也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校方宣称他们的毕业生的教育程度要达到美国最好的大学的二年级学生的水平。从1922年开始,美国的大学承认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教育程度相当于他们的大三学生。“弱势”的军事留美生

清华官费是中国学生留美的主要途径。但是除了这支“正规军”外,还有很多散兵部队,比如说各省官派到美国留学的学生,还有大批社会上层人士的子弟到美国自费留学,他们也可能获得了美国大学的奖学金。

清华的学生绝大多数也来自社会上层家庭。这些来自中国城市精英阶层的青年,受过比较系统的“中学教育”,观念开放,充满活力。出身于名门望族的他们,却受到种族歧视的阴云的笼罩。好在美国的教会“慈悲为怀”,美国的长老会和卫理公会有很多对中国学生友好的信徒,他们很愿意做中国留学生在当地的监护人。总体而言,官费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获得了良好的生活待遇,只有少数自费留学生需要打工。

他们当中的极小部分人,选择了军事专业,清华毕业生是军事留美生的主体。

西点军校中的中国留学生

从晚清至抗战爆发的数十年间,中国有十个留学生得以进入西点军校学习,八人得以毕业。西点是美国国立的专门军事高等教育机构,招生严格,美国人想进入也非常困难。为了让西点校方接纳中国留学生,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了一个法案。

西点军校的目标是培养“成为未来美军领袖的职业军官”,毕业生基本上都从军,只有13%的在民间求职。因为培养目标是在正规军中服役的军官,所以西点对于学生的社会技能方面训练不多,通识教育的时间很有限。

西点的数学和工程学当时在美国是一流的,文科的课程设置只有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以及外语,这些文科课程都是和军事密切相关的。美国实行的是军民结合的双重军事教育模式。美国除了正规军外,还有庞大的国民警卫队。国民警卫队相当于美国的民兵,但他们的军事素养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民兵,国民警卫队的官兵在平时保有自己的装备,定期进行训练,其指挥官大都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平民大学的军事专业毕业生很多都成为了国民警卫队的军官。一些民间军事院校培养的学生质量相当高,比如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出的将军比西点还多。平民大学的军事专业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相当完备。

巴顿将军的同班同学温应星

中国最初进入西点的两个留学生是1905年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转学进来的,美国国会出面,西点校方在学籍注册上给他们开了绿灯。其中之一是温应星,他是上海南洋公学1901级学生,1904年到美国官费留学。他和小乔治·巴顿是两校校友。巴顿1903年进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他于1904年进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巴顿1904年转入西点,温应星于1905年转入西点。由于巴顿成绩不好,留了一级,于是两人成为同一届的同学。

温应星在他们那一届同学当中是名人,他性格随和,深受同学欢迎。这一点和他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时一样,他的转学评语上就写着“人缘极佳”。1909年,温应星顺利从西点毕业,他是首位从西点毕业的中国学生,他的排名不是很靠前,全年级一百零四个人当中排名第八十四,笨鸟先飞的巴顿后来居上,居第四十五位,温应星排名靠后的主要原因是英语成绩不够好,他的专业课成绩还是相当突出的,实用军事工程单科成绩排名全年级第二。

除了巴顿之外,温应星的同班同学将星云集,据西点同学录记载,该班出了四位上将、三位中将、八位少将、十三位准将,共二十八位将领。温应星在国民党军当中以中将退役。上将当中除了以蛮干出名的小乔治·巴顿之外,还有后来官居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的雅各布·德弗斯。温应星与他们两位私交甚厚,1958年,旅居美国的温应星和德弗斯为他们的同班同学约翰·李中将(二战地中海战区美军司令)扶灵,十年之后,德弗斯又主动为温应星扶灵。名列前茅的中国西点生

西点的淘汰率很高。不过绝大多数中国毕业生表现相当出色,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文科得分相当高,这与他们从小在中国接受的儒学启蒙教育分不开。他们有着比较深厚的文科知识背景,只要在其他科目上不出岔子,肯定在班级里名列前茅,这让中国留学生在西点赢得了尊重,当然也不仅仅是儒家教育的功劳,很多人在出国前在清华接受了广泛的中西学洗礼。

清华的毕业生王赓(1911届),出身上海商人家庭,在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工程学学位,1915年又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文学学士学位,之后才转入西点军校。这位绝对的高材生,原本打算再到哈佛读研究生,思前想后,还是决定投笔从戎。既然想从军,当然去最好的学校了。1918年,他从西点毕业的时候,在全年级二百二十七名同学中,名列第十二,而且拿了双学士。王成志,南洋公学1916年毕业生,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转了一圈之后,转入西点。毕业时,他在1922级学生当中,名列第十四。1918届毕业生张道宏,在转入西点之前,先在克拉克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学位,并辅修了政治学和社会学,只用两年。他在西点的毕业成绩较其他前辈稍差,1924年毕业时,在全年级二百九十八人当中排行一百七十九。曹霖生,上海人,1918年毕业于西点军校,随后回国,在清华大学任体育系主任。王之1926在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管理学和历史学学位,1928年又在诺维奇大学取得历史学学位。王之是唯一一位在美国的两所军校都取得学位的中国留学生。王之到西点上学富有戏剧性,当时一位中国的学生在西点念不下去,为了显示“中国人不是都不行,而是有很行的”,王之报考西点,纯粹出于爱国心,就是为了要证明“中国人很行”。这个“很行”的家伙,胡佛总统亲自给他写了推荐信,还有国会议员出具的推荐信,刚念完了诺维奇大学,接着念西点。王之1932年从西点毕业,成绩优异,在二百六十六个同学中排行第十二。

诺维奇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诺维奇大学就是国内很多军迷朋友津津乐道的“诺维奇骑科学校”。实际上它并不是军校,更不是骑兵专业的军校,它是一所实践着“寓兵于民”理念的综合性的平民大学,骑兵专业是其招牌专业。很多中国留学生通过美国的“后备军官训练计划”转入诺维奇大学,学习骑兵专业。

它是美国最古老的私立军校之一。它的建立者奥尔登·帕特里奇毕业于西点军校,先后担任西点的教授和校长。帕特里奇是美国最伟大的军事教育家,他的理念就是培养“平民士兵”,高校既要为和平时期提供建设人才,又要为战争储备军事人才。离开西点之后,他在故乡佛蒙特州的诺维奇创立了“美国文学、科学、军事学院”,通称美国文理军事学院,也就是后来的诺维奇大学。

对于有志于学习军事的中国留学生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美国在这个方面对中国留学生并无任何歧视。“后备军官训练计划”对于那些家境比较贫困、有志于在军中出人头地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一旦被录取,至少他们不必抽出大量的时间在上学期间和假期当中打工了。

出路也不错。后备军官培养计划,陆军主要培养旅至连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空军主要培养大队以下的指挥员和参谋人员;海军主要培养少校、中校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海军陆战队通常将学员与海军学院混编,在海军舰艇上实习,其最优秀学员可以被分配到师一级作战单位。如果选择留在美国,参加陆军和空军的后备军官培养计划的留学生,毕业后立即可以转为美国现役军人,而参加海军的后备军官培养计划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后立即可以获得海军少尉军衔,而且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还抢着要他们。

除了孙立人将军的好友王之中将之外,诺维奇大学比较知名的中国留学生还有曾庆集,他作为高级进修生转入诺维奇大学,专攻骑兵。1930年,他又转学到要塞军事学院,并从要塞军事学院毕业。

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中国留学生

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在美国被誉为“南部西点”,它建立于1839年,是将军的摇篮,从这里走出的将军比西点还要多。它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军事的首选,虽然它的淘汰率也很高。有四十三位中国留学生曾到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深造,毕业率只有44.2%。

和西点一样,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老生欺负新生的现象屡见不鲜,在这两个学校,“欺生”行为成为了不成文的规定。1905年进入该校的第一批中国学生不堪忍受老生的欺辱,愤而写信给清政府设立在华盛顿的公使馆,提出抗议,并要求退学。公使馆复信给他们,对他们表示支持,并告知他们:公使馆方面将要求弗吉尼亚校方出面干预此事,公使馆将给学院校长斯科特·西普准将发照会。

二十年后,孙立人正好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他在该校整整待了三年。作为中国国家篮球队主力选手的他,同样得到了老生们的“悉心关照”。

要塞军事学院的中国留学生

要塞军事学院也是中国留学生学习军事的重镇之一。由于要塞军事学院地处南卡莱罗纳州的查尔斯顿,该州在美国南北战争时属于南方蓄奴州阵营,在20世纪上半叶该州对有色人种还存在歧视现象,当地的某些白人对中国留学生不太友好,将中国人当成有色人种看待。中国留学生在要塞军事学院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种族歧视,他们创立了“大同俱乐部”,进行了思想上的反省。

要塞军事学院是美国六大高等军事院校之一。它建立于1842年12月20日,当时位于南卡莱罗纳州的查尔斯顿的马里恩广场。建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邻近地区的军火库和相关军事设施。它于1843年3月2日正式开学,只有二十名学员。等到了中国留学生来要塞军事学院学习的时候,在校生规模已经超过七百人。它仍然是一所平民大学,其教学理念是培养接受大学通识教育、身体强健、熟悉军事的复合型人才。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学生名义上是南卡莱罗纳州国民警卫队的成员,因为它在成立之初是一所带有警卫部队性质的学校。所以,比起其他平民大学来说,要塞军事学院更加注重军事训练,尤其是体能训练。久而久之,军事训练项目成为了它的招牌。

要塞军事学院接收中国留学生,让他们在接受完备的文科教育的同时,学习西方的战争艺术。在此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除了军事课程和操练以外,还得应付排得满满当当的文化课程。他们和白人学员一起,在阅兵场操练,在食堂吃饭,每天要接受上面的抽查,被强制参加体能训练。要塞军事学院是中国留学生学习军事的好地方,这里学风扎实,可是有一样令留学生们无法忍受,他们在查尔斯顿被视为有色人种。不仅白人们这么看,黑人们也这么看,黑人对他们表示欢迎,因为他们上白人才能上的要塞军事学院。中国留学生对种族界限有着清晰的认识,他们有些人上要塞军事学院是出于逆反心理,目的就是为让美国白人看看,“中国人可以在那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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