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考试题(宋朝的科举到底会考哪些题目)

如果我问：古代的科举考试考什么？也许你会不假思索地说：考八股文呗。

但这个答案并不准确，至少不够全面。相对于科举制度，八股文的历史要短暂得多，科举制创立于隋朝，而八股文要到明代才出现。即使在明清时期，科举也不仅仅考八股文，明代的乡试与会试各考三场，首场试经义，此即所谓的“八股文”，第二场试“论”及应用文写作，第二场试“策”；清代的乡试与会试也是各考三场，首场试经义及韵诗，第二场试经文，第三场试“策”。在八股文尚未登场的宋代，科举考试的题目就更丰富多样了。

宋代的科考实行两级试：发解试与省试。发解试相当于初试，由各州郡主持，考生通过发解试获得参加省试的资质；省试相当于复试，由礼部主持，被录取者便可从此步入仕途。至于殿试，通常都不黜落，只排定名次。

宋代科举又分进士科以及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明经各个专科，以选拔专业人才；此外还有“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悉许应诏”的特别考试，叫做“制科”。其中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录取的人数也最多。后王安石罢诸科，只保留进士科与制科，另设新明法科遴选司法官。

我们要介绍的主要是进士科省试与殿试的试题。宋代省试的科目虽然屡经变革，但有四个科目差不多是必考的：诗赋，经义，论，策。殿试通常都是试策。各个科目各有其功能，用宋人的话来说，“国家以科目网罗天下之英隽，义以观其通经，赋以观其博古，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

我们都习惯将现在的高考比拟为古代的科考，其实科举要比高考重要得多，高考只是高校录取新生的门槛而已，科举却是传统社会选拔贤能之士治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科举制度的设计目的，是识别、发现优秀的治国人才，“网罗天下之英隽”，因此需要以试诗赋考查应试者的文学才情与审美能力，以试经义考查对经典义理的理解与阐释，以试论考查应试者的学识与见解，以试策考查解决时务的识见与才干。

宋人轻诗赋而重经义、策论，如司马光极力反对以诗赋取士：“国家设官分职，以待贤能，大者道德器识以弼谐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县，其次方略勇果以扞御外侮，小者刑狱钱谷以供给役使，岂可专取文艺之人，欲以备百官、济万事邪？”诗赋题目在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地位逐渐下降，经义与策论的重要性则得到强化。

从答题形式上看，试经义、试论、试策都有点像今天的高考作文，都是以议论文为主，目的当然是为了测试考生对于经典、史事、时务的见解。考试时，主考官会在试场前面挂出一块帘幕，“出示题目于厅额，题中有疑难处，听士人就帘外上请，主文于帘中详答之讫，则各就位作文”。一般考三场或四场。

具体来说，试经义是出题者从儒家经书中截取一句话，请考生阐述其蕴含的义理。明清时试经义演变成考八股文，从外在的文体形式到内在的思想都严重僵化，但在宋代，人们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此语本为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碑铭，我们借用来形容宋人之学术，陈先生必定同意，因为陈先生又说过，“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考生可以自由解经、传注、质疑古说、阐发新见，“借他题目说自家道理”，甚至不乏“全不顾经文，务自立说，心粗胆大，敢为新奇诡异之论”者。

王安石设经义科目，并试图将他的新学立为考试评判标准，即受到司马光的抗议：“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掩盖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式，同己者取，异己者黜。……若己论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学者不弃彼而从此，何必以利害诱胁，如此其急也！”司马光所追求者，是各家各自解释经学，百家争鸣，在思想市场展开竞争。

试论，则类似于命题作文，通常是要求考生评论经史记载的某个典故或某一位历史人物。北宋嘉祐二年（1057）进士科省试的论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典出《尚书》孔安国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换成现在的说法，这题目就是“论疑罪从轻”。当年苏轼的应试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深获主考官欧阳修的赞赏。在这篇文章中，苏轼还杜撰了一个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连欧阳修都不知出自何典。这要是放到明清时期，恐怕有欺君之罪。

试策跟今天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差不多，一般都是主考官就时务提出具体问题，让考生发表见解，所以又称“策问”，考生的回答则称“对策”。对策通常是千字文，但也有洋洋洒洒写了上万言的对策。由于策与论都是议论文体，宋人又将两者并称为“策论”。

策问往往可以体现出题者的“问题意识”，许多当过主考官的宋朝文人都对自己拟出的策问题目有些“敝帚自珍”，将策问收入自己的文集。如《欧阳文忠公集》收录有策问多道，其中一道问：“周天子之田方千里，号称万乘，万乘之马皆具，又有十二闲之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车马，车马岂不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其牧养之地又几何，而能容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广矣，常患无马，岂古之善养马而今不善乎？宜有说以对也。”此题涉及对宋朝缺乏良马问题之关切，而要问答这道策问，不但需对马政有切实见解，也要掌握一定的数学、几何与畜牧业知识。

熙宁四年（1071），苏轼担任开封府试官，出的策问题目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试述专权的优劣”。当时王安石与宋神宗正推行新法，王氏“既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出现专制的苗头。苏轼拟此题目，自然是想引导考生对君相“独断”时局的注意与思考。

宋朝是国家全面推行科举取士的第一个王朝（唐朝虽有科举，但每榜不过录取一二十人，宋代的进士选取数目扩大了十倍以上），科举制度为宋王朝源源不断地输送治理国家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宋仁宗嘉祐二年的省试，出现非常多的牛人：苏轼、苏辙、曾巩、张载、吕大钧、程颢、王韶、吕惠卿……，后来的宰相章惇也参加了这一次考试，但因耻于名列其侄子章衡之下，放弃了功名，嘉祐四年又参加考试，名列进士甲科。这份名单，庶几囊括了当时最优秀的政治人才、文学人才与哲学人才。其实，宋仁宗朝四十年间，无数才俊都被科举制发现，进入国家的储才库，几乎做到了“野无遗贤”。

我们看看宋代科举考试的题目，便会相信它确实可以遴选出有才学、有见识的国家治理人才。今天有些朋友将科举考试想象得那么不堪，显然是对科举制度的历史缺乏了解、又先入为主地存有偏见所致。

宋朝的科举到底会考哪些题目，通过率怎么样？

明朝的科举考试题目主要来自于《四书五经》以及其他典籍。

《四书五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总称，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等。这些经典被视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所以在明朝时期的科举考试中，这些经典是最主要的考察对象之一。

除了《四书五经》之外，明朝时期的科举考试还涉及到其他一些典籍，如《尚书》、《礼记》、《春秋》、《左传》等。这些典籍也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精华的代表，其内容涉及到音乐、礼仪、政治等各个方面。

在明朝的科举考试中，考题类型通常分为经义、策论和会试。其中经义考察候选人对《四书五经》和其他典籍的理解和应用能力；策论则考察候选人的政治才能，通常以发挥国家治理建议为主；而会试则是考察候选人的文学和口才水平，主要考察诗词、文章等文学技能。

明朝时期的科举考试虽然有其独特的优点，但也存在很多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科举制度的局限性，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

其中最著名的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选贤良方略”，它在科举制度中增加了选拔贤才的环节，对整个制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朝时期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知识的普及，而且也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这个制度在现代已经逐渐消失，但仍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扩展知识：

考试（Examination）是一种严格的知识水平鉴定方法。通过考试可以检查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其知识储备。对于不同的考试，为了保证结果的公正、公平，考场必须要求有很强的纪律约束，并且专门设有主考、监考等监督考试过程，绝对禁止任何作弊行为。

科举考试在我国古代由来已久，从隋朝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寒门子弟可以通过科举制度一举跃入官场，所以古代许多寒门子弟将科举考试看成是自己出人头地的重要途径。

在宋朝的进士考试中，试题主要为四个科目，也就是诗赋，经义，论，策。宋朝的科举考试通过率与别的朝代相比，相对是比较高的。在宋仁宗朝四十年间，朝廷通过科举考试近乎招揽了天下贤才，也算是一个美谈了。

在我国古代的宋朝时期，宋朝人的科举考试中比较看重考生的在经义和策论上的造诣，因为在经义和策论上有一定见解的人一般眼光独到，实践能力强，能够胜任官员一职。毕竟当官的话，更多是需要干实事的。所以相对来说，在诗赋上，可能宋朝人就不是那么重视了，出现这一特点的原因可能与诗赋的实用性不那么强有关吧。

在宋朝举人科举考试的这几类试题中，除了诗赋，其它三类即经义、试论、试策的答题形式更像是现在高考生语文考试中的作文。在科举考试的时候，主考官会将题目展示在一块帘幕上，并且将帘幕放在大厅中间，然后各位考生就会根据考官出的题目开始写作文。

考生可以根据考官的题目进行议论，考官参阅考生的文章的时候，就能大致了解到这个考生是否有开阔的眼光、这位考生的思想是否激进等等，并以此作为评分标准。虽然评分比较灵活且客观性不够，但是这样也能一定程度上能考察出一个人的头脑灵活度和思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