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地珐琅彩花卉纹碗(珐琅彩瓷比较名贵)

1997年香港苏富比秋拍，编号1353的清乾隆珐琅彩花鸟纹题诗图胆瓶以992万港币成交。胆瓶高20.3厘米，主题纹饰绘牡丹、菊花及一对雉鸡，风格类似郎世宁的西洋写实画风。雌雄雉鸡描绘生动逼真，雄雉鸡一足独立与老枝之上，全身的羽毛鲜艳夺目，色调淡雅的雌雉鸡蹲伏于侧。瓶颈部题诗“朝朝笼丽月，岁岁占长春”，诗首尾押“佳丽”“四时”“长春”闲章3方，卧足内为“乾隆年制”蓝料款，极为少见。

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秋拍，香港苏富比、香港佳士得分别成交了3件康雍珐琅彩瓷。香港苏富比成交2件，康熙珐琅彩胭脂红地牡丹纹碗以717万港币成交，此碗的胭脂红地子凝重而热烈，珐琅彩所绘的牡丹花茁壮大气，具有典型的康熙风格。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有一部分采用“反瓷法”，色彩和纹饰风格极似铜胎珐琅器。

另一件是雍正时期的一对珐琅彩胭脂红地梅花图小杯，以486万港币成交。香港佳士得上拍的清康熙黄地珐琅彩荷花纹酒杯以662万港币成交，小杯高仅5.4厘米，小巧精致，小中有大。但造型周正，器壁斜收，卧足，胭脂红浓艳，梅花色彩则淡雅，对比强烈。

21年后的2006年11月，当这只碗再次出现在香港佳士得的拍场时，定名为“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被张永珍以1.5132亿港币竞得，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瓷器拍卖中最昂贵的碗，21年时间增值了130余倍。

这只碗直径11.3厘米，高5.7厘米，造型秀美，白釉温润，碗底为双方框“乾隆年制”蓝料款。有专家认为应是圆明园遗物。碗外壁一侧以珐琅彩绘一幅杏林春燕图，弱柳扶风，杏花盛开，双燕飞翔其间。另一侧为行楷御题诗：“玉剪穿花过，霓裳带月归”。诗首押“佳丽”朱文印，诗尾押“先春”“旭映”两方朱文印。御题诗来源于明代诗人申使行的《应制题扇》，其原诗为：“群芳烂熳吐春辉，双燕差池雪羽飞。玳瑁梁间寒色莹，水晶帘外曙光微。轻翻玉剪穿花过，试舞霓裳带月归。一自衔恩金屋里，年年送喜傍慈帏。”

2007年香港苏富比春拍，再次高价成交过一对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竹纹题诗图盘，成交价187万元港币。对盘极为少见，公私收藏中类似者不多，直径皆为13.3厘米，原为赵从衍旧藏。盘外壁一侧以珐琅彩绘四株翠竹，另一侧墨彩题诗“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题诗出自唐代诗人杜甫的《严郑公宅同咏竹》，其原诗为：“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色侵书帙晚，阴过酒樽凉。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诗首尾分别押“翔采”、“彬然”“君子”3方朱文印，盘底为双方框“雍正年制”蓝料款。当时估价100万，被香港藏家练松柏竞得。

1989年，香港苏富比的拍场上出现了成交价超过千万港币的珐琅彩瓷。11月14日该公司的秋拍中，一件直径8.1厘米的雍正珐琅彩花鸟纹题诗杯估价300万至400万港币，最终被台湾收藏家张秀政以1650万港币竞得，后转手台湾藏家陈德福。此杯1946年曾现身于伦敦苏富比春拍，杯的外侧以浅褐、深绿、蓝、紫色绘石块、芙蓉、芦苇及野雁，4只野雁姿态各异，描绘细腻。画面空白处题诗“风喧芦苇自飞鸣”，诗首尾押“仁咏”“四方”“清宴”3方闲章，杯底落“雍正年制”宋体蓝料款。

　雍正时期，雍正皇帝对珐琅彩瓷器的生产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并提出颇为严格的要求。雍正元年（1723年），随着宫廷造办处人员的扩充，以及在雍正帝最信赖的怡亲王（雍正帝的十三弟允祥）的主持下，珐琅彩瓷器的生产在造办处珐琅作积极展开。但从清代档案记载看，雍正六年以前珐琅彩瓷器的生产进展缓慢，雍正帝对此也不甚满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珐琅彩料需依赖西洋进口，数量有限，必须谨慎使用，不得有误损所致。如清雍正《广东通志》卷五十八记载：“西洋国……雍正四年五月复遣使进贡……各色珐琅彩料十四块。”又如《活计档·清档·雍正记事杂录》载：“雍正二年二月四日，怡亲王交填白脱胎酒杯五件，内二件有暗龙。奉旨：此杯烧珐琅。钦此。于二月二十三日烧破二件，总管太监启知怡亲王。奉王谕：其余三件尔等小心烧造。遵此。于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瓷画珐琅酒杯三件，怡亲王呈进。”从雍正皇帝的贵戚重臣年羹尧的奏折中，也可了解此时珐琅彩瓷器的烧造情况。如“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由驿斋到御赐新制珐琅管双眼翎二支，单眼翎十支……”。对这些翎管，年羹尧在二月十二日的谢折里称：“……臣伏覩珐琅翎管，制作精致，颜色娇丽，不胜爱羡，谨缮摺恭谢天恩，更恳圣慈，如有新制珐琅物件，赏赐一、二，以满臣之贪念。臣无任悚惶之至。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具。”在年羹尧的折子上，雍正皇帝在“以满臣之贪念”这句话的“贪”字旁朱笔画圈，在折尾空白处，雍正帝的朱批曰：“珐琅之物尚无暇精致，将来必造可观。今将现有数件赐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贪’字，一件也不给你，得此数物，皆此一字之力也。”其中“珐琅之物尚无暇精致，将来必造可观”这句话，说明雍正帝对珐琅彩瓷器的发展充满信心。年羹尧在得到这次赏赐之后，于这年的二月三十日、三月初三日、四月十一日、四月二十二日，又接二连三地被赏赐以珐琅彩瓷器。如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年氏在上疏的奏折中说：“（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由驿斋到御赐臣仿珐琅茶杯两匣，臣叩头祗领讫。伏覩此种窑器，颜色清丽，制作精雅，实不让前代之五彩佳品也！岳钟琪于四月十五日领兵进剿番贼，俟其事后回宁，臣当宣旨赏给四个另行谢恩外，所有感激微忱，谨缮摺恭谢以闻。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具。”虽然此时雍正皇帝频频用珐琅彩瓷器赏赐重臣，但直到雍正四年，雍正皇帝对珐琅彩瓷器的生产情况并不满意。如清代档案记载，“雍正四年八月十九日，郎中海望奉旨：此时烧的珐琅活计粗糙，花纹亦俗，嗣后尔等务必精细成造。钦此。”雍正六年以后，在雍正皇帝的直接干预下，随着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和愈来愈多的宫廷书画家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绘画和写字，珐琅彩瓷器的生产遂取得较快发展。从当时造办处档案记载来看，雍正六年，造办处新炼的珐琅料有月白、白、黄、浅绿、亮青、蓝、松绿、亮绿、黑等九种颜色。新增珐琅料有软白色、香色、淡松**、藕荷色、浅绿色、酱色、深葡萄色、青铜色、松**等，共九样。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不仅摆脱了珐琅彩瓷器生产因依靠进口料而可能产生的捉襟见肘的窘态，而且新增加的彩色品种亦可使画珐琅人在表现物像时更加得心应手。据造办处档案记载，当时的宋七格是负责炼料全部工作的，邓八格是具体操作的，胡大友是吹釉的，吴书是技术人员。另外，怡亲王允祥、郎中海望、员外郎沈嵛和唐英等主要负责管理。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英，据档案记载，雍正六年正月初九日，内务府造办处召募各作匠艺人十三名，由员外郎沈嵛、唐英启怡亲王，发给每人每月二两银。接着“正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柏唐阿宋七格等奉怡亲王谕：着烧炼珐琅料。遵此。于本日员外郎沈嵛、唐英说：‘此系怡亲王着试烧珐琅料所用钱粮物料，另记一档，以待试烧完时，再行启明入档。’本日送交柏唐阿宋七格。”雍正六年七月，唐英曾为画珐琅人林朝楷因病不能工作一事启奏怡亲王，即“雍正六年七月十一日，员外郎唐英启怡亲王，为郎世宁徒弟林朝楷身有痨病，已递过呈子数次，求回广东调养，俟病好时，再来京当差，今病渐至沉重，不能行走当差等语。奉王谕：着他回去罢。”到了雍正六年八月唐英便被派往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由于唐英供职内务府多年，在珐琅彩瓷器的烧造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对雍正皇帝的审美趣味和宫中生产珐琅彩瓷器需要什么样的白瓷胎亦了如指掌，因此他到景德镇后，向宫廷造办处提供了大量供烧珐琅彩瓷器用的白瓷胎。从造办处档案记载看，雍正三年至五年，画珐琅人有宋三吉，是景德镇画瓷器的工匠。还有张琦、邝丽南，是广东画铜胎珐琅器的工匠。而从雍正六年开始，即有贺金昆、戴恒、邹文玉、汤振基、谭荣等一批画院画家参与瓷胎画珐琅工作，其中画得好的曾多次得到雍正皇帝的赏赐。如“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司库常保、首领李明久奉旨：珐琅画青山水甚好。钦此。于十二月二十八日，柏唐阿邓八格、宋七格来说，内大臣海望谕：邹文玉所画珐琅，数次皇上夸好，应遵旨用本造办处库银赏给十两。遵此。”从造办处档案记载看，雍正皇帝十分欣赏用单一料彩绘制的水墨及蓝色山水两个珐琅彩品种。至于为珐琅彩瓷器书写底款者，从档案记载来看，应是原武英殿修书处的写字人，后调到造办处效力的徐同正。而雍正珐琅彩瓷器上的诗句，多为戴临题写。戴临为武英殿待诏，档案记载雍正皇帝多次降旨，命戴临在珐琅彩瓷器上题写诗句。如“雍正九年四月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出白磁碗一对，奉旨：着将此碗上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着戴临选诗句题写，地章或本色配绿竹，或淡红色、或何色酌量配合烧珐琅。钦此。于八月十四日画得有诗句绿竹碗。”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八年唐英奉旨所编《陶冶图编次》（凡二十则）上的文字说明，也是由戴临书写的。

唐英到景德镇御窑厂后，除了向造办处提供白瓷以外，还推荐画画人到造办处供职。如“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九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怡亲王交年希尧送来画珐琅人周岳、吴士琦二名……于本月初十日将年希尧送来画珐琅人所食工银一事，郎中海望启怡亲王。奉王谕：暂且着年希尧家养着，俟试准时再定。钦此。”当时负责淮安关税务的年希尧只是遥领景德镇窑务，这些画画人名义上是年希尧送来的，实际上是由唐英挑选的。唐英本人就是画家，经他挑选的画画人，善画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具备在瓷器上绘画的丰富经验，这些人进入造办处后，经与宫廷画家切磋配合，使珐琅彩瓷器的生产日趋精进。从传世品看，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瓷器除了少数如康熙朝珐琅彩瓷器那样以色地装饰外，大多是在洁白如雪的釉面上直接彩绘。器物造型有瓶、碗、盘、碟、盅等，均隽秀典雅，胎体轻薄，有的达到半脱胎的程度。这些白瓷胎除了极个别为清宫收藏的明代永乐白瓷外，绝大多数是由当时景德镇御窑厂特制提供。其中雍正七年一次就提供四百六十件，是历次当中最多的一批，这就是档案记载的“雍正七年二月十九日，怡亲王交有釉水瓷器四百六十件，系年希尧烧造。郎中海望奉王谕：着收起。遵此。于本日将瓷器四百六十件交柏唐阿宋七格讫。于七年八月十四日，烧造得画珐琅瓷碗三对，画珐琅瓷碟二对，画珐琅瓷酒圆四对。九月初六日烧造得画珐琅瓷碗二对……”。雍正珐琅彩瓷器在图案装饰方面，一改康熙珐琅彩只绘花卉，有花无鸟的单调局面，大量出现描绘院画风格的花鸟、花卉、竹石、山水等图案，画面空白处题以书法极精、内容文雅的相应诗句，而且诗文的引首都有一方朱文闲章，句末则有或两方皆朱文、或上为白文下为朱文的闲章。雍正珐琅彩瓷器真正成为制瓷工艺与诗、书、画、印相结合的艺术珍品。雍正珐琅彩瓷器的外底均署年款，以蓝料彩“雍正年制”四字双行宋錾体印章式款最为多见，款外围以双方框，框线外粗内细，极其规整，很像是用刻好的图章印上去的。也有少数器物署上述同式款，但无边栏。雍正珐琅彩瓷器也有署青花款的，所见有“雍正御制”四字双行外围双方框和“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外围双圆圈。青花款只能在施釉前书写在瓷胎上。2002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一件雍正蓝地珐琅彩花卉纹“万寿长春”浅碗，四字分别题写于外壁四个花朵的中心，外底青花双方栏内署“雍正御制”四字双行款。　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的艺术水平总的来说要逊于雍正时期，这或许与宫廷珐琅作内人员更替和缺乏有关。据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元年三月十七日，首领吴书来说：乾清宫总管苏培盛交小太监何德禄、王成祥、杨如福、魏青奇四名。传旨：着给珐琅作学烧珐琅。钦此”。“乾隆元年四月十四日，催总默参峨为画珐琅人不足用，另欲将画珐琅人张维奇情愿进内当差，照例行取银粮，每月工食银五两，二、八月衣服银十八两，回明内大臣海望、监察御史沈嵛、员外郎三音保准行。记此”。这两则资料说明，乾隆元年造办处珐琅作即因缺人而进新人。乾隆时珐琅彩瓷器所用白瓷胎仍由景德镇御窑厂提供。如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元年五月初二，太监毛团传旨：着海望寄信与员外郎唐英，另将烧造珐琅之白磁器烧造些来。钦此”。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的彩绘和烘烧，大量的是在北京宫廷造办处的珐琅作内完成。但也有例外，如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太监高玉交磁器一百七十四件。传旨：交与烧造瓷器处唐英……再五彩珐琅五寸磁碟一件，五彩珐琅暗八磁碗一件，收小些，亦烧造。钦此”。很显然，上述五彩磁碟、磁碗是在景德镇御窑厂完成彩绘、烘烧这两道工序的。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的装饰题材较雍正时更加丰富，除山水、花卉、花鸟外，还有中国或西洋人物，以及受西方“洛可可”艺术风格影响的各种洋花图案。新增的各种色地、色地开光、色地轧道珐琅彩瓷器，图案繁复，不留空白，不题写诗句。雍正时盛行的诗、书、画、印相结合的白地珐琅彩瓷，此时继续生产，所题诗句和所用闲章与雍正时大同小异。如：画月季、竹石题“劲节亭亭千尺绿，芳枝长占四时春”。迎首用“翔彩”朱文闲章，句末用“彬然”白文闲章、“君子”朱文闲章。画石榴、黄鹂常题“新枝含浅绿，晓萼散轻红”。迎首用“佳丽”朱文闲章，句末用“金成”、“旭映”皆朱文闲章。画山水风景常题“浦净渔舟远，花飞樵路香”。迎首用“寿如”朱文闲章，句末用“山高”白文闲章、“水长”朱文闲章。关于乾隆珐琅彩瓷器的年款，凡是诗、书、画、印相结合的珐琅彩瓷，一般为“乾隆年制”四字双行蓝料彩印章式宋椠体或楷体款，围以外粗内细的双线方框，框线也有个别内、外粗细基本一致的。器之较小者，如小瓶、小杯等，由于底部署款之空间狭小，所署蓝料彩四字双行宋椠体或楷书款则不加框栏。有一种蓝料彩四字双行篆书款，外围双线方框，框线外粗内细，多见于瓶类器上，由于这种器物所绘图案较繁密，故没有题诗和闲章，器内和足内均施松石绿釉，款署于松石绿釉地上。